反伪科学多数变成反科学——历史规律

人类的认识过程，是一个肯定——否定——肯定的历史过程。人类的认识能力往往是从低级向高级曲折发展的，各个时代的个人（包括科学家）的认识能力和科学分辨能力也往往是有历史局限性的。一门科学在构建之初，往往是潜科学、前科学、非线性科学，是丑小鸭，是混沌学。人类科学的发展史，决不是象中国当代某些理论家、科学家、院士所杜撰的那样，是所谓“科学家与伪科学家两大阵营或两支队伍互相斗争的历史”。在人类进行科学探索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发言、一写文章、一出精神产品就完美无缺全是真理的“纯粹科学家”或全是谬误的“疯子”。相反，在科学发展史上，科学与伪科学两种成分往往同时体现在同一个伟大科学家、理论家的思想里（斯大林等理论家也是如此）。根据唯物辩证法，科学和迷信（这里是指一些人认为的广义的迷信或“伪科学”，而不是指信仰神仙鬼怪等佛教宗教）是对立统一关系。二者既相互对立、相互否定、相互差异，又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相互转化。把二者的界限看成是一成不变的、僵死的东西，不是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假如今天仍有人执著于某些过时的“科学结论”不放，比如仍然坚持和相信地心说、燃素说、以太说、炼金术等，那就是一种“科学”的迷信。《新华文摘》曾刊登一篇著名的文章《科学之中有迷信，迷信之中有科学》，对科学与迷信之间的关系从哲学高度进行了总结。人类的认识过程是曲折的。曾经一时认为是“迷信”的东西、“伪科学”的东西，如基因说、“文革”时期的中医学、心理学、逻辑学研究等，另一时又被认为是科学；而曾经一时认为是“科学”的东西，如燃素说、地心说、日心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等观点和其它“左”的理论等，另一时则被认为是迷信。南宋易学家朱熹花费20年精力，写作《周易本义》12卷，成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1196年（庆元二年），宋宁宗下诏查禁此书，称其为伪学。南宋灭亡后，至1313年，元仁宗诏令，又将《周易本义》作为国家法定的科举教材，“伪学”变成了“真理”，且这项制度施行长达近千年。这就是“一时之强弱在力，千古之胜负在理。”有时，“科学”和“迷信”双方的坚持者都拥有一定的真理性，又都有一定的局限性，通过相互补充、融合而成为真理。有时，双方的观点都是片面的，争论的结果，被一种新的观点所代替。迷信往往是科学的先导，如占星术导致天文学、炼丹术产生化学、巫术产生医学、阴阳五行学说成为中医理论的基础等等。应当正确认识“科学”与“伪科学”之间的辨证关系。《易经》说：“君子以厚德载物。”主张善待与自己学术观点不同的人及其学术观点，求同存异，要有宽容精神，保护创造热情，激发创造活力，鼓励创造实践，宽容创造失败。科学无禁区，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给不同观点的学术研究留下发展空间，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不用行政或政治手段或在公众媒体上搞“反伪科学斗争”运动，乱扣“伪科学”帽子。发达国家普遍重视预测思维技术的开发和利用，政府和企业设立了大量专门的预测思维研究机构，并提供了很多科研资金，有力地推动了人类预测思维事业的发展。但到目前为止，中国传统预测思维技术的准确性仍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现在，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加拿大、南非等许多国家都已建立了国家级的易经研究会，纷纷举办世界性的易经讨论会，深入挖掘东方中国智慧，出现了周易热的新浪潮，并形成了“返哺中国”效应。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强烈的紧迫感、危机感，我们中国人千万不要因为“批斗、禁锢、内耗”、“反伪科学”而丧失了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机会。

人类的认识过程往往受到权力、政治、舆论、公众媒体和社会变迁的影响。科学发展史上，曾经发生过许多冤假错案，留给人类沉痛的教训。由于少数人或个人在尖端领域发现发明的真理不被当时的社会所承认，不被思想僵化的当权者和某些社会名人所接受，他们的观点超越了时代，因而其学术成果被称为“伪科学”，其身心也受到社会的种种迫害。例如摩尔根的基因学说被前苏联XXXXXXXXXXXXXXXXXXXXXXXX党正式命名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伪科学”；电的发现和控制论被称为伪科学；马克思主义在初期被定为异端邪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被判定为邪教徒；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伽利略被判为终身监禁；发明牛痘使人类永远摆脱天花困扰的琴纳，发现人类血液循环规律的哈维……等等，他们都曾在为人类做出不朽贡献的时候，遭到“正统派”、“实权派”的嘲弄和批判。中国在“文革”时期，坚持真理的刘少奇、邓小平、扬献珍、张志新等无数革命家、理论家及学者都曾受到过政治迫害。原中国科学院经济所所长、大经济学家孙冶方被扣上“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利润精神”的帽子，在著名的秦城监狱被关押8年。大历史学家剪伯赞被扣上“资产阶级史学的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等大帽子，挨斗百余次，在1968年12月18日夫妇二人被迫害致死。种种学术冤案不胜枚举。可见，专横、僵化和顽固势力对科学发展是多么有害！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代替万恶的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她的优越性之一，就是应该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的劳动和创造，保护创造热情，激发创造活力，鼓励创造实践，宽容创造失败，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和科学研究的活力竞相迸发、充分释放，保护、鼓励、扶持各方面的学术研究和创新，始终把发展、建设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决冲破和革除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做法规定和体制弊端，使各方面的科学技术研究（包括预测思维学研究）免受社会顽固势力和极左僵化势力的干扰阻碍，从而促进学术的繁荣，提高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真理有官理（官方发现和承认的真理）和民理（群众发现的真理和科学成果）两种形式。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是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依靠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群众发现的真理（民理）和科学成果终究是会被官方承认而变成官理的。政治家、理论家们、院士们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善于保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和科学研究热情，而不要搞“斗争扩大化”，对一切人乱扣“迷信”、“伪科学”的大帽子，不要在学术领域把“反伪科学斗争”演变为社会性大批判运动和社会政治斗争，因为它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在广泛开展反迷信、反伪科学斗争中，如果不掌握好“度”，搞“扩大化”，如果不采用科学的、学术的方法，而是采用粗暴的、武断的、霸道的、霸权的方法，就会再次制造许多科学冤案。

我赞成、响应中国当代一些科学家在2006年倡导的把“伪科学罪”从中国各种法律法规中清除出去的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