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衍筮法

体”上说，一阴一阳是平衡的，从“用”上说，阳多阴少，阳三阴一、一饶一乏是自然之理。朱熹认为，春夏秋冬四季，也是春夏秋三季生长万物，冬季则不生长；人的眼睛，可以看见前、左、右三面，后面看不见；老阴、老阳之比1：3最符合自然之法象。一般理解，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秋含肃杀之气，应该是春夏为阳、秋冬为阴，春夏秋冬三阳一阴之说，有悖常理；眼观三面之说，也算似是而非。朱子为自己的解释寻找理论依据，可谓煞费苦心。

七、 “郭朱之辩”在易学史上的影响

“郭朱之辩”在易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为历代学者所重视，宋、元、明、清均有学者响应。

1、陆象山的蓍法

与郭雍、朱熹同时代的陆象山对蓍法有着自己的理解。陆象山以五行学说为“阴阳老少、九六七八”的来源，以九六七八对应阴阳老少之说为出发点，提出卦阴蓍阳说，“蓍用七、七，少阳也。卦用八、八，少阴也。少阳少阴，变而用之。”他还认为：“蓍法后人皆误了，吾得之矣。” 他在《揲蓍说》中，对于分二、挂一、揲四、归奇于扐提出自己的解释，“既分为二，乃挂一于前，‘挂’，别也，非置之指间也。既别其一，却以四揲之，余者谓之‘奇’，然后归之扐。‘扐’，指间也。故一揲之余，不四则八。四，奇也；八，偶也。故三揲皆奇，然后归之扐，则四、四、四，有乾之象。三揲而皆偶，则八、八、八，有坤之象。三揲而得两偶一奇，则四、八、八，有艮之象；八、四、八，有坎之象；八、八、四，有震之象。三揲而得两奇一偶，则八、四、四，有之兑象；四、八、四，有离之象；四、四、八，有巺之象。故三奇为老阳，三偶为老阴，两偶一奇为少阳，两奇一偶为少阴。老阴老阳变，少阴少阳不变。分、挂、揲、归奇是四节，故曰‘四营而成易’，卦有六爻，每爻三揲，三六十八，故曰‘十有八变而成卦’。” [48]

他以“用七、七，卦用八、八解释揲蓍所用“四十九”之数，不同于郭、朱。以五行学说为九六七八之源，为郭雍所不能认同。他以八卦定阴阳老少的方法，与郭雍相近但不相同，此方法是受僧一行的影响。以“奇”为余数，“扐”为指间，和朱熹之说相似。陆象山只在第一变挂一，而且挂一之数并不合到揲蓍的余数之中，这一点和郭、朱等各家均不同。陆象山揲蓍的余数只有4、8，没有5，9。他以此推演八卦，文理上比较简洁。他的蓍法采用挂扐余数来计算“阴阳老少”，用过揲正策来推演“九六七八”，以“阴阳老少”与“九六七八”一一对应，又和郭雍之法类似。陆氏蓍法文理通达，容易理解。但陆氏只在第一变“挂一”，就产生了和郭雍的过揲法一样缺点，就是“阴阳老少不均”。

2、宋明清学者的响应

由于朱熹和郭雍的揲蓍法都没有达道阴阳老少的绝对均衡，后人又提出很多中方案，以求的阴阳老少的平衡。根据黄宗羲《易学象数论》记载，宋代的张辕、庄绰、元代张理等人以揲左不揲右之法，平衡阴阳老少。明代的季本改动《易传》经文，“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八”，认为易传中的四十九应当为四十八，以此平衡阴阳老少。黄宗羲认为这些都不足取。黄氏赞同朱熹的“古法”，认为朱熹的方法只是动爻出现的概率不同，这是自然而然的。但成卦之法在阴阳不在老少，只要阴阳均横，卜筮得卦的概率相同就可以了。[49]

宋代赵汝梅《筮宗》对郭、朱均有评论。清代李光地所编撰的《周易折中》也对“郭朱之辩”有所分析，认为两人的观点都有可取之处，上文有所引用。根据《四库全书》光盘[50]索引，宋以后的易学著作提及此争论的有数十家，足见此争论在易学史上的地位。

3、与余敦康先生商榷

当代易学名家余敦康先生认为:“如果单从最后的结果上看，无论是‘挂扐法’还是‘过揲法’，都是一样，没有任何差别，但朱熹强调指出：‘挂扐法’又自然之法象，而‘过揲法’无复自然之法象，从象数本原的角度来看，二者存在重大分歧。……郭雍曾向朱熹表示，‘大衍之数五十，是为自然之数，皆不可以穷其义。’这说明郭雍既不懂哲学，也无哲学的兴趣，只是依据前人的一点成说，局限于从具体操作方法上进行某种安排。朱熹作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则坚定的认为，‘熹窃谓：既谓之数，恐必有可穷之理。’（《与郭冲晦书》）这说明朱熹从事蓍法的研究，目的是为了穷蓍法之理，并非与郭雍站在同一个层次。”[51]余先生学养深厚，但此说似为玉中之瑕。首先，过揲法和挂扐法的揲蓍结果是不同的,过揲法“后两变不挂一”产生了“阴阳老少不均”的问题，挂扐法相对优胜。其次，“大衍之数五十，是为自然之数，皆不可以穷其义”出于《郭氏传家易说》，朱熹是看到这本书以后给郭雍去信，谈他阅读以后的意见，《易说》在表达这个思想的之前，有详细的论证，郭雍历数了汉代以来的各种解释，指出象数、图书之学多是附会，他在发挥义理反对象数的前提下，得出这个结论，详见本文第一章。其三，郭雍有自己的哲学体系，郭雍研究蓍法，也是为了穷蓍法之理，郭、朱关于蓍法的争论是义理与象数的平等对话。

4、结语

从整体上说，郭氏过揲法平实自然，穿凿附会之处较少。《易传》“大衍”一章虽然西汉已有注本，但长沙马王堆帛书不见此段文字，扬雄蓍法是用三十六根蓍草。这说明两汉之时，此段文字还没有得到普遍认同。郭雍指出九六七八、阴阳老少之分，是易学史发展到卜史之家取“动爻”占卦之后才有的，这比较符合历史事实。朱熹所主张的挂扐法细致周详，但过于雕琢，一旦指责《图、书》、“九宫”之说非先秦本有，则其蓍法体系就成了失去了哲学依据的空壳。

朱熹对郭氏蓍法的哲学基础缺乏认真的分析，对过揲法的评判流于技术层面，没有抓住根本的批判自然包含很多错误。郭、朱在技术层面各有短长，后两变不挂一是郭氏过揲法的缺陷，朱熹对这一点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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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史》卷四百五十九，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

[2]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二程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年7月出版。

[3]《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

[4]《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

[5]《郭氏传家易说》卷七，《图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

[6] 经后人考证，《关氏易传》为刘牧同时代的阮逸假托所撰，目的是为了反驳刘牧的学说。

[7] 朱熹：《致郭冲晦二》，《晦庵集》卷三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

[8] 周敦颐：《太极图说》，《周子通书》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

[9] 程颐：《河南程氏经说.易说》，《二程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

[10]《 二程遗书、外书》见有8处。如《遗书》卷二上：“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遗书》卷三：“某自再见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遗书》卷三：“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问之，曰：与自家意思一般。”《遗书》卷六：“周茂叔,穷禅客。”《外书》卷十：“周茂叔谓一部《法华经》，只消一个《艮》卦可了。”

[11]《郭氏传家易说》卷七

[12]朱熹：《易学启蒙》，《周易本义》附录，北京大学出版社，苏勇 校注，1992年出版。

[13]朱熹：《周易本义》，北京大学出版社，苏勇 校注，1992年出版。

[14] 《郭氏传家易说》卷七

[15] 《郭氏传家易说》卷七

[16] 荀爽此说的算法：八卦乘以六爻再加乾、坤二用，合为五十。

[17]《郭氏传家易说》卷七

[18] 台湾大学彭涵梅在第三界海峡两岸青年易学论文发表会上提交《“大衍之数五十”初探》一文，列举了易学史有关“大衍之数五十”的解释，计13种。

[19] 朱熹：《致郭冲晦二》，《晦庵集》卷三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

[20]《郭氏传家易说》总论

[21]《郭氏傳家易說》卷七

[22]  朱熹：《朱子跋郭長陽醫書》，引自郭雍著《傷寒補亡論》，人民衛生出版社1994年5月出版

[23] 《郭氏傳家易說》卷七

[24] 《蓍卦考误》

[25]  郭雍：《蓍卦辨疑》，转引自朱熹著《蓍卦考误》

[26] 《蓍卦辨疑》

[27] 《蓍卦考误》

[28] 《蓍卦考误》

[29] 《蓍卦考误》

[30] 《蓍卦考误》

[31]  李光地 主编：《周易折中》，《四库全书荟要》，台湾世界书局印行。

[32] 《蓍卦考误》

[33]  邵、程之语均引自《蓍卦辨疑》

[34]《郭氏传家易说》卷七

[35] 《蓍卦辨疑》

[36]朱熹：《致郭冲晦二》，《晦庵集》卷三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

[37]黄宗羲：《易学象数论》，《黄宗羲全集》第九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出版。

[38] 《致郭冲晦二》

[39] 《致郭冲晦二》

[40] 《蓍卦考误》

[41] 《蓍卦考误》

[42]  《郭氏传家易说》卷七

[43] 《蓍卦辨疑》

[44] 《蓍卦考误》

[45] 《蓍卦考误》

[46] 《蓍卦考误》

[47] 《蓍卦考误》

[48]  陆九渊：《象山语录》，《象山语录、阳明传习录》合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出版。

[49]  参见黄宗羲《易学象数论》，《黄宗羲全集》第九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出版。

[50] 《四库全书检索光盘》，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出版。

[51] 余敦康：《朱熹<周易本义>卷首九图与<易学启蒙>解读》，《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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